春天刚刚降临，在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所在的山谷里，绿色已经悄悄钻出了地面，1947年4月19日的清晨，一群年轻的美术工作者的到来，打破了这片山谷的宁静，为首的画家名叫韩乐然，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此行的目的是进一步考察克孜尔石窟中的佛教壁画。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库车县城西北67公里的山谷之中。
以库车为中心的古代龟兹国曾经盛行佛教，唐代僧人玄奘就在他的《大唐西域记》里详细记载了当年龟兹佛教的兴盛繁华，令人奇怪的是，玄奘却一点都没提及遍布龟兹的佛教石窟，直到清代，克孜尔石窟才出现在偶尔路过这里的文人游记之中，它是什么时候兴建，又是如何被荒废的，人们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韩乐然对克孜尔石窟的壁画进行了记录、拍照、编号和临摹，在一天天辛苦的工作中，韩乐然发现现存的石窟壁画，在风格和技法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很显然，这是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印记，克孜尔石窟的时间秘密，在这些壁画背后开始若隐若现了。
无独有偶，30年前，早于韩乐然来到克孜尔的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和格伦威德尔等人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1906年，德国人在克孜尔石窟拍摄了照片，照片中是当时石窟里尚存的塑像，它们带有明显的希腊风格，塑像的造型细腻生动，衣服的线条优美流畅，同样的艺术风格在一些壁画上也屡屡出现，在远离欧洲的中国新疆地区，这些希腊风格的塑像和绘画作品又是从何而来呢？
公元前4世纪半，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远征亚洲，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下在今天的阿富汗与印度相邻的犍陀罗地区建立了一个希腊化的王国，当时的希腊人信仰的是天神宙斯和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们，他们创作了大量精美的雕像和绘画作品，用这种偶像崇拜的形式，生动地刻画出心目中众神的形象。
早期的佛教当时也在犍陀罗地区广泛流传，与希腊人的传统不同，当时的佛教徒并没有塑造出佛的具体形象，壁画描绘的是菩提树，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就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早期的佛教徒所崇拜的对象，往往就是菩提树这一类与佛祖有关的物体，甚至可以是佛祖坐过的一把椅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希腊人这种偶像崇拜的习俗慢慢影响了早期的佛教徒。
有一尊用片岩雕塑的早期佛像，它的年代为公元2世纪左右，佛像的发髻像希腊神像那样波浪般地曲卷着，袈裟的纹路起伏也非常接近于希腊人的披袍式样，佛像的眼睛微闭，鼻梁高耸，表情肃穆恬静，法像庄严，连站立的姿势也非常特别。
这些早期佛像明显借鉴了希腊神话中的众神形象，它们是印度佛教和希腊艺术逐渐融合的产物，这种早期佛教艺术风格最早在犍陀罗地区出现，因此被人们称为犍陀罗佛教艺术。
在德国柏林印度博物馆内，保存着在克孜尔石窟出土的早期佛像，这些用木头和泥土制作的佛像都体现出鲜明的犍陀罗风格。
在早期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犍陀罗风格的影响也非常直接，例如在克孜尔石窟顶的天相图里，图中的太阳神穿着轻盈的长衫，架着马拉车，这种形象的来源完全出自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
位于第118窟的壁画，整个画面偏向褐色的色彩风格，画中的佛像拥有通额的鼻梁，眼窝深陷，脸部五官布局疏朗，人物造型显得丰满而健壮，壁画运用了凹凸的方法表现出立体的质感，体现出了典型的犍陀罗风格。
克孜尔第92窟中的壁画也深受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壁画中的佛像面部较长，鼻梁高挺，嘴唇上留有小胡子，头发曲卷着垂到肩上，衣服的线条曲折优美，与希腊人的披袍十分接近，人物的四肢比较粗壮，尤其是脚部显得十分肥大。德国人把这种受犍陀罗风格影响的画法称为第一种画风。
在德国人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克孜尔的绘画和雕塑风格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具有龟兹当地特征的第二种画风逐渐出现了。
壁画中人物的脸部五官开始显得紧凑而集中，额头像当时的龟兹人那样向后变得扁平，龟兹画家热衷于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四肢的细节，例如人物的双手，手指的第一节显得肥厚粗壮，而向指尖逐渐变细，壁画人物的人体和四肢也变得修长匀称。这一阶段的壁画色彩以蓝色和红色较为常见，尤其是壁画的底色，一般都采用蓝色，红色或绿色这些比较强烈的色彩，而用明亮的肉色，晕染的方法描绘人物，立体感十分厚重，人们把这种画法称为龟兹风。
长久以来，龟兹一直是一个神秘的谜，是谁、在什么时候建立了龟兹？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人知道答案，这个曾经兴盛的绿洲国家，除了留下一些晦涩难解的文字残片，最重要的线索就是曾经遍布境内的佛教石窟了。
在昏暗的洞窟里，借助手中的灯光，勒柯克和格伦威德尔第一次看清了这些壁画，他们感到既兴奋又震惊，如果能够知晓这些石窟的来龙去脉，也许就能破解龟兹古老而神秘的历史，德国人觉得他们找到了一把钥匙——壁画。
根据对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德国学者认为，第一种画风受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出现的年代应该较早，第二种画风明显带有龟兹本地的风格，是由第一种画风发展演变而来，受犍陀罗风格影响的早晚决定了壁画所在石窟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由此，德国人认为，克孜尔石窟的开凿和作画时代开始于公元5至6世纪。
韩乐然并不同意德国人的观点，通过自己对壁画风格的研究，他认为克孜尔最早的开凿和作画时间可以上推到公元前后。
两者之间差了几乎500年。
这个新的发现鼓舞着韩乐然，他决定回兰州暂作休整，为下一次的考察研究作更充分的准备。
1947年6月10日，韩乐然在一处石窟的墙壁上题记留念，在题记的末尾，他还提醒来到克孜尔的人们要爱惜保护这里的石窟遗迹。6天之后，韩乐然带着大量的研究资料离开了克孜尔，然而他没有想到，这竟是自己与克孜尔的最后一别——1947年7月30日，韩乐然乘坐的飞机在甘肃嘉峪关失事，风华正茂的生命，和珍贵的研究资料都毁于这场突然而至的灾难里。
荒凉的明屋达格山谷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克孜尔石窟修建年代的秘密依然深藏在每天呼啸的山风和寂寞的落日之中。
1979年9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宿白的带领下，北大石窟考古实习组的研究生们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研究。
一群学者再次来到这片山谷，他们来自遥远的北京。
当时的克孜尔生活条件简陋，连喝的水也是又咸又苦，考古队在克孜尔工作了整整两个月，当年困惑过韩乐然的问题同样在他们的心头盘旋：克孜尔石窟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呢？
专家认为，克孜尔的这个年代，光拿壁画和石像的风格来分年代太过简单。他们使用考古学的方法，首先就是要掌握全面材料。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北大的学者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认真地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研究，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并不局限于壁画，荒凉残破的石窟建筑本身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兴趣，第一步的工作是绘制克孜尔全部洞窟的平面图。
专家介绍说：我们到那儿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全面看洞窟，克孜尔分四个区，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看了一遍，同时画了一张连络的平面图，把200多个洞窟都画了，通过看和画，发现这个洞库种类很多。
克孜尔石窟共有编号的洞窟269个，编为谷西、谷东、谷内和后山四个区域，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洞窟保存有壁画，剩下的三分之二大多残破不堪，很少有人注意，北大的学者对这些洞窟进行了仔细的分类。
在这些洞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供信徒礼拜的中心柱式石窟，石窟主室内有一根巨大的中心柱，正面开有佛龛，通常塑有佛祖释迦牟尼的雕像，佛龛的两侧是两个左右甬道，这里的左右方向是根据佛祖塑像的位置朝向而定，甬道通向光线昏暗的后室，走过右甬道之后，展现在眼前的就是佛祖涅槃的卧像或画像。
涅槃也称灭度或圆寂，在一般人看来，就是单纯的死亡，而佛教认为涅槃是对生死轮回的超越。
专家介绍说：真正的涅槃是解脱了，达到一种最美好的境界了，实际上就是他不在了，因为这个佛教讲三界，一个欲界，一个是色界，一个是无色界，也就是说涅槃以后达到最高的那个层次了，无色界里边去了，就是“长乐我境”。
霍旭初研究员介绍说：涅槃就是逝世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用逝世讲，代替不了也包含不了涅槃的更多的意思，真正的涅槃是解脱了，达到一种最美好的境界了，实际上就是他不在了。
赵莉介绍说：涅槃不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说死亡的这种概念，在佛教中涅槃意味着永远摆脱的轮回转世之苦，达到了绝对永恒进灭的境界，因此涅槃是佛教追求最高的理想境界。
观看完涅槃之后，信徒们从左甬道回到主室，完成了一次围绕着中心柱的礼拜，像这样的中心柱石窟几乎只在古代龟兹地区出现，因此这类石窟也被称为龟兹式石窟。
在克孜尔众多的中心柱石窟中，最壮观的要数大像窟，这一类石窟一共有7座，在主室中心柱的位置上，都立有一尊巨大的站立佛像，以编号为47号的大像窟为例，根据现存的痕迹判断，在它的主室里曾经立有一尊高达16米的佛祖站像，站像被固定在主室中央巨大的中心柱上，中心柱的后面是同样巨大的后室，在宽大的涅槃台上塑有佛祖涅槃的卧像。今天，这些宏伟的佛像早已不存，只留下当年固定大像用的一个个空空的柱洞，任凭人们去想象当年的盛况。
克孜尔第3窟是一个方形的石窟，主室中间没有了中心柱，取而代之的是小型的佛坛，这种类型的石窟被形象地称为方形窟，方形窟通常被用作高僧讲经宏法的场所，在克孜尔已经发现的一共有90座之多，在有的方形窟内，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残存的佛坛遗迹。
除了中心柱窟和方形窟，剩下的石窟并没有壁画，类似的石窟在克孜尔的数量是最多的，第10窟就是这样一座石窟，它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经验丰富的宿白教授发现，在一些石窟外的立面上，有一些排列整齐的柱洞和凿痕，尤其是以第38、39和40窟体现得最为明显。
这些奇怪的柱洞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
专家介绍说：38、39、40这三个洞子，搁平面上看它就是三个洞子，38窟是中心柱窟，39是方心窟，40是僧房窟，这三个窟不一样，怎么知道这三个窟后来成为一个组合呢，就是说你看墙上，他就在他的这个窟立面的上头打成大木头盆了，这个木头盆要有短梁来给它支上，正好这个上面就有一些安装短梁的这种遗迹，把这个遗迹联系起来，你就知道这是一些组合了。
经过实地观察，北大的学者们还发现了一些古代楼梯的遗迹，这些楼梯是当年居住在这里的僧人为了方便上下石窟而修建的，以克孜尔第96至105窟为例，楼梯从第96窟上去，穿过甬道，又从第105窟下来，这种情况暗示着这一排石窟也很可能是一个组合。
通过仔细的观察，宿白教授在克孜尔找到了7组较为完整的组合石窟，这些组合石窟的用途又是什么呢？
教授介绍说：这一个组合实际上就是一个寺院，或者是说一个寺院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大的组合，我想就是一个寺院，在汉文的文献里记载龟兹寺院的有个记录，就是当时龟兹的这些僧人要经常的换寺院，它不是像内地似的常在一个庙里呆着，他得经常换寺院，而克孜尔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这7组组合石窟寺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如果能够确定它们的修建年代，也许就能解开克孜尔修建时间的谜团。
克孜尔果真是像德国学者认为的那样，始建于公元5至6世纪吗？
宿白教授很快就发现了疑点：在克孜尔众多的石窟之中，7座大像窟显得特别与众不同，宿白经过研究发现，这7座大像窟在建筑式样上存在明显不同，早期的大像窟大多有高大宽敞的后室，但是到了晚期，大像窟的后室变得越来越简单，这让宿白想起了阿富汗的巴米扬东大佛和西大佛，巴米扬东大佛和西大佛位于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之中，作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名胜，巴米扬大佛的修建年代比较确定，大约为公元6世纪左右，而宿白发现，克孜尔大像窟晚期的后室建筑式样与它们十分相近，由此可以推测，早期的克孜尔大像窟的修建年代应该远远早于公元6世纪。
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有一些石窟是经过改造的。
专家介绍说：172窟是由一个以前僧房窟改建的中心住窟，僧房窟就是僧人居住的房子，它是不作画的。从克孜尔石窟已经发现的改建痕迹来看，往往是把僧房窟进一步改造为中心柱窟，根据这种改建规律可以推测，拥有较多僧房窟的石窟组合寺院修建年代较早，而时间越晚，僧房窟出现的就越少，甚至于被改建。
随着工作的深入，学者们又发现一些石窟内的壁画存在重叠的现象，第47窟甬道上绘有精美的千佛，人们在千佛的壁画断层间，发现了被覆盖的第二层壁画，最里面的壁画带有明显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而覆盖它的外层壁画是土红色的坐佛，很显然，画有千佛壁画的石窟年代较晚，而带有犍陀罗风格壁画石窟的年代较早。
根据建立在石窟组合基础之上的综合对比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历史脉络变得逐渐清晰了。
但是仅仅凭借着这些，仍然不能最终判定石窟最早修建的年代，答案的揭晓还要借助于碳十四测定。
自然界存在三种碳的同位素，分别用碳十二、碳十三、碳十四来表示。前二者是稳定同位素，碳十四则具有放射性。碳十四存在于植物和动物之中，一旦植物和动物死亡后，存留它们体内的碳十四就会不断减少，大约经过5730年，碳十四的含量就可以衰减一半，因此，只要用仪器测出树木、谷物、骨骼等生物遗骸中现有的碳十四含量，与它们原始的碳十四水平相比，就可以推算出它们在多少年前死亡，进而可以推断出与它们共存的文物距今的年代。
根据碳十四测定的结果，北大的学者们发现最早的洞窟年代为公元265年，数值的可能误差为正负90年，这个结果和德国人公元5至6世纪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且在两种画风出现时间早晚的顺序上也出现了不符。
克孜尔第8窟是一座保存相对较好的中心柱式石窟，窟内的壁画属于典型的龟兹风格，碳十四测定的结果显示第8窟的建造年代为公元6世纪左右。
离第8窟不远的第38窟同样是一座中心柱窟，壁画保存情况同样较好，从它的艺术风格来看，应该也属于第二种龟兹画风，但是碳十四的测定结果却显示，第38窟的建造年代是公元4世纪左右，相同的画风，碳十四测定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怎么可能出现如此接近的艺术风格呢？在一些学者眼中，第38窟的修建年代成为了疑问。
今天的人们大多接受了宿白教授的观点，克孜尔最早的石窟始建于公元4世纪左右，但是争论并没有停止，克孜尔石窟的修建年代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疑团。
克孜尔石窟开凿在沙石质地的山上，松散的山体经常崩塌，1906年，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在克孜尔考察期间，曾经在这个洞口遇险，差一点被落下的巨石砸死，这个石窟因此被心有余悸的勒柯克称为“落石洞”。
从古至今，龟兹国所在的库车地区一直地震频繁，在克孜尔石窟，脆弱的山体在遭遇地震时所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就曾经遭遇过地震，而当年勒柯克考察过的一些洞窟，在经历了1916年的一场大地震之后，也已经荡然无存了。
今天行走在克孜尔石窟之间，同样需要小心翼翼，很多洞窟建在悬崖高处，要搭梯子上下，十分不便，大多数洞窟的前室已经坍塌，某些地段更是危险重重。
寂静的山谷，处处隐藏着可能的危险，为了修建这些壮观精美的石窟，当年的僧人和信徒们一定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和心血，不难想象，支撑他们的是一股多么强烈的佛教信念，而令他们如此虔诚的佛教，又是如何来到这片遥远的绿洲之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