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人“男女皆剪发，垂与项齐，唯王不剪发”……
墓室的四角有四根木柱，木柱上架了八根横梁，棺木摆放在距地面50公分高的木架上，下面有一些陶罐。由于墓被盗过，棺椁已经破损，木板上的花纹还清晰可见，墓主人的服装用料异常讲究，龟兹锦的表层用黄金织就。
种种迹象表明墓主人具有相当高的身份，从骨骼和牙齿状况分析，这是一位年轻女性，墓中还有一堆细小的碎骨，专家们猜测，这可能是死于难产的龟兹王室成员。
尸体的头骨前额经压扁变形，由此我们知道，如古代的伊朗、阿富汗等国一样，龟兹贵族也有使头颅变形的习俗。除了前额变形，古代龟兹人还有些奇特的风俗。《旧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人“男女皆剪发，垂与项齐，唯王不剪发”，克孜尔第80窟、第114窟的人像是短发齐肩，如果说剪发是一种习俗，那么，不剪发便会成为特权，事实果真如此，国王虽然前额短发中分，但头部后面却长发披肩。
有趣的是，从欧洲博物馆收藏的一些器物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波斯拜占庭也流行相同的习俗，国王和贵族留发，奴隶剪发。
何为王、何为民？从龟兹贵族的衣着上我们可以分辨。克孜尔尕哈第14窟绘有贵族供养人，头上带着光圈的是国王或王后，画面虽已破损，但仔细观察，仍可发现国王的外套是半袖，再看王后的画像，她的衣装花团锦簇，质地更加华贵，外面也套一件半袖锦衣，或许半袖装表示国王的身份。
1906年，当德国探险家第一次进入克孜尔石窟的时候，他们发现壁画上供养人腰间所佩的长剑，与早期哥特式佩剑相似，而画中仕女的穿着打扮，又很有欧洲味道，出于兴趣，他们切割了许多供养人像带回了德国。
克孜尔石窟的供养人，深目，高鼻，有红色的头发，这应该是古龟兹人的外貌特征罢，他们的上装长及膝，对襟、翻领、袖口窄小，下身穿裤装，足着尖头长筒靴，腰间束带。
龟兹自古干旱多风沙，窄小的袖口和腰间的皮带，既可以防止沙土，又方便骑射。
在克孜尔第14窟穹顶的菱格画中，画的是佛教本生故事，人物形象却是现实中的龟兹人，骑在同一匹马上的两个人，也身穿双领对襟大衣、高筒靴、束腰带，可见这就是一般龟兹平民的衣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贾应逸介绍说：壁画上的着装很有意思，你可以从他的着装上看到国王是什么样子的，王子是什么样子的，一般的大臣是什么样子的，老百姓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早期的人是穿的什么衣服，它后来怎么演变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比如史书上有记载龟兹国王是要用绸子把头部包起来的，那你可以在壁画上看到头发是包起来的，那就是国王了，王子不能包头发，就剪发垂项，不是咱们史书上记的剪发垂项吗。佛教里认为信仰佛教的国王就等于转轮王一样，那么，转轮王就可以画壁画时有这个光圈，咱不是说佛像有头光和身光，菩萨和天人只有头光没身光，但是佛教的转轮王他也可以有头光，可他的国王的供养人也得有头光，他的世子的头光里头画的是圈圈点点，就跟那个不一样，一般的贵族是一个样，老百姓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个分得清清楚楚的。
纵观龟兹石窟供养人画像，无论平民、武士、贵族、国王，腰间都要佩剑一柄，可以肯定的说，佩剑对于龟兹人有非同寻常的含义。
曾经游牧的祖先，来到绿洲后逐渐习惯了农耕，不断的考古发现，证明龟兹人早已在绿洲定居了。
1958年3月，当地的农民在龟兹古城中的哈拉墩取土，发现土中有半露的陶制品，这时恰逢考古工作队在库车休息，当即进行了挖掘。发掘过程中，出现了三组排列整齐的大陶缸，陶缸周围又出土了“开元通宝”铜钱和“大历元宝”一枚，无疑，这是一个唐代遗址。
考古工作者在缸的周围和下方开了几个探方，发掘出的早期遗物有石器、骨器，石器中有石镰、石锄、石刀。
出土的文物告诉我们，这是一处定居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文化类型，上层的时间大约是唐代，上层的唐代遗址，有秩序地摆放了多个陶缸，专家们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处酒库。
葡萄作为绿洲农业的主要经济作物，很早就在吐鲁番盆地一带种植了，因为葡萄皮表面本来就生长有酵母菌，无需酒曲就可将葡萄自然发酵成酒，葡萄酒就成为一种比较易得的饮品。
公元383年，前秦大将吕光奉命远征龟兹，《晋书·载记·吕光》记述了这样的情景，“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经10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
吐鲁番著名的阿斯塔那墓历次出土了总计达万件的文书，其中不少记载了公元4世纪到8世纪期间吐鲁番地区葡萄园种植、经营、租让及葡萄酒买卖的情况。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在那一历史时期葡萄酒生产的规模是很大的。
近年在鄯善洋海墓地还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葡萄藤，说明中亚的葡萄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引进西域了。
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与龟兹有关，专家介绍说：这文书是告状，就是两个农民之间的状子，告状的人是阿梁，他是吐鲁番的，他在龟兹也有葡萄园，库车一带在当时是葡萄种得很多的地方，阿梁管理葡萄园两下里跑是来不及的，所以他又租给了另一个叫卜安宝的人，但是文书上写清你必须到冬天用一种草，或者别的什么把葡萄覆盖住，以免过冬受伤或者是冻死，但是这个卜安宝没按这个文书去做。
诉状说，现在天气渐冷，女人都盖被子了，卜安宝仍未将葡萄覆盖，请官府商量处分，官府受理后，判评卜安宝覆盖葡萄。
一纸诉状，反映了唐代龟兹的社会生活，生动而又具体，这其中有土地租赁的状况，又有葡萄种植的方法。
一件葡萄藤覆盖的小事，官府也要受理，足见葡萄在龟兹人生活中所占地位的重要。
在克孜尔第47窟中，飞天们抛撒的供奉之物中，有一种就很像是葡萄。
在龟兹古城及附近地方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陶缸，这让人们可以想见当时葡萄酒的产量，想象唐代诗人醉酒吟诗的场面……
新疆博物馆藏有一份被裁剪成鞋样的文书，也出土于阿斯塔那墓，文书的内容则是租酒的账目。
从这份《租酒账》中，我们可以知道租种葡萄亩数和以酒交租的关系：一个叫庆则的人，租种葡萄贰亩半，上年结余酒伍（斛），当年需交酒两姓另贰拾陆斛。其中两姓的姓字，引起了专家们的争议，有的认为是称酒的计量单位，有的认为表示人，还有的人认为是罂的通假字，既装酒的缸。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国灿介绍说：在龟兹这一带盛产葡萄酒，西州也盛产葡萄酒，葡萄酒有一些基本的计算单位，其中有一个单位就叫姓，姓就是姓名的姓字，根据学术界的研究，一姓大概相当于五斗，高昌、龟兹酒都是以斗作计量单位。容器是什么呢？因为在库车、在吐鲁番都发现过很大的那种陶缸，那个陶缸实际上就是酒缸，特别是在库车，曾经发现过埋在地上很整齐的一个接一个的缸，就是古代盛酒的酒器，一个缸装多少姓，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测算。
库车文管所藏有一个基本完整的大陶缸，缸高1.19米，最大直径 1 米，最小直径0.5 米，以现代体积和计量单位计算，这个缸应该有500多升的溶积，至少可盛700多瓶葡萄酒，再加上龟兹都城及附近地方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陶缸，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葡萄酒的产量。
1972年，在库车县龟兹故城东北区域，一条水渠旁的黄土层中发现成排的大陶缸。1982年8月23日，在龟兹故城西城墙内发现5口大陶缸。1983年11月14日，在库木吐拉古城塔院南面约200米处发现陶缸4口。1984年8月21日到9月1日，在库木吐拉村之西部河岸，当地称之为“达吾子牙”的地方，先后发现大陶缸16口，其中9号、5号缸内还发现了葡萄籽粒。
1986年10月，在龟兹古城供电所后院挖地基时发现一处缸群，共6口。 1983年9月到1991年8月，先后在牙哈乡克内西古市遗址、阿艾河谷内的炼铁遗址、科西吐尔遗址、托克塔姆古驿站、阿克斯塘等地都发现了大陶缸。
这样多的酒，龟兹人那里消费得尽，剩余的当然销往中原。
于是，长安有了许多胡人开的酒店，李白和白居易，和那些饮着美酒的诗人们，给我们留下了洋溢酒香的诗句：“葡萄酒，金叵罗，胡姬十五细马驮”“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葡萄”……
身着便于骑马的衣装，龟兹人与马的关系却不是特别紧密，古国不产良马却饲养大量的驴。
今天的库车还有驴背县城之誉。
每逢赶集之日，上百辆驴车停在干枯的河道里，情景颇为壮观，库车40万人口，就有4万头驴，有人打比方说，4万驴车一次就能拉走全县的人，库车人赶巴扎时，一家一户坐在铺了毯子的驴车上，自得其乐。
2000年前，因为地处丝绸之路要冲，需要为商团驮运货物，龟兹人大量饲养驴。在克孜尔58窟的壁画中，有萨缚燃臂引路的一则故事，在萨缚引导下的商队中，驮运货物的是驴。
作为运输工具，驴是比较理想的家畜。
它们对饲料的要求很低，进了戈壁大漠，骆驼刺、旱芦苇、胡杨树的皮和叶，什么都可以吃，而马就不行，马很挑食，非得吃专门准备的草料不可。在沙漠里缺水的时候，驴可以像骆驼一样喝着一层碱壳的高浓度盐碱水解渴，而人和马喝了这种水是要丧命的。驴的负重能力很强，耐力也好，它可以背负起与自己体重相当的东西，行走一整天。
在库车，常可见一人一驴车，行走在茫茫沙漠戈壁，前后不见村落，一条模糊的沙石小路，撇开柏油大道径直地伸向荒漠深处。
一走进村子便到了驴的世界，家家有驴，每棵树下都拴着驴。
著名画家黄胄在自己画驴的作品上题词说“平生历尽坎坷路，不向人间述不平”，他平生数次来南疆，曾经画驴无数，想来其中会有库车的驴罢。
在今天的新疆南部，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工具，是一种被称为“坎土曼”的铁锄，令人惊奇的是，1500多年前的壁画上有“坎土曼”的形象。
1500多年，漫长的时间足够造就一些文明，也足够摧毁一些文明。
还是这块地方，龟兹变成了库车，吐火罗人变成了维吾尔族人，无论社会发生着怎样的变迁，绿洲的生活习俗却顽强地保留下来。
克孜尔第175窟绘于晋代，图中耕地的农民手握宽刃锄，与现代维吾尔农民所用的“坎土曼”别无二致。坎土曼与中原的锄头不同，它的刃很锋利，对付树根和砖块可如削泥，如果在1500多年前，龟兹古国便能生产出这样的铁制工具，它应该有很好的冶铁技术。
在库车以北的阿格乡的山谷里，有一大片黑色的山，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古老的冶铁遗址。冶炼过的矿渣绵延2公里，将山坡染成了黑色。
李肖介绍说：龟兹的矿冶有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顺着矿脉进行开采冶炼，就地冶炼，它那个地面就散布有那个小的冶炼炉，在当地把那个矿脉放到炉子里就开始冶炼，因为矿脉不是顺着山就上去了嘛，所以它的矿渣堆积，也是一直到山顶上去了，非常壮观。当时北京科技大学的梅建军教授，他就是专门搞冶金考古的，他说在全世界其它地方，都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古代的开采和冶炼。
专家们认为，那么大片的遗迹绝对不会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应该是不同的年代冶炼留下来的，因为炉渣的形貌和质地有所不同。
那些分解状况不同的炉渣混杂在一起，分属于什么年代，时间又有多么久远，仅凭经验是难以判断的，进行科学技术的检测又非常复杂，更简便的方法是进行考古学的判断。
李肖介绍说：它有很多打碎的陶片，从那个陶片的纹饰，还有它那个如果复原起来的罐子的形状，还有陶质、陶色来看，它的时代是很早的，应该是汉代的东西。因为这个陶器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变化性是很大的，就跟咱们现在一样，文革期间用的瓷片瓷碗现在绝对不会再用了，解放以前的纹饰，在文革期间也不会用。每个时代人们的爱好都不一样，所以反映在器物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陶器作为断代来说是比较精确的。
据古籍记载，龟兹古国汉代便有了冶铁历史，到了北魏更是大有进展，《水经注·河水篇》说“龟兹城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山中石炭冶此山中铁，恒充三十六国之用。”龟兹的铁能够满足西域36国的需要，可见产量之高。高产量，必须有强大的技术支撑，冶铁遗址的山坡上，除了矿渣，还有非常多的陶管，这些碎陶管散布在整个遗址上，一定与冶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李肖介绍说：铁这个东西必须经过很高的温度，才能够从矿石中还原出来，而这种温度不是说你把柴火架多一点或者是加点其他东西它就能达到那么高的熔点，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鼓风。为什么说人类的时代分为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呢，因为有了青铜时代冶炼技术的不断成熟，人们才开始能够熔化更难以熔化的东西，才会出现炼铁的技术。炼铁比炼铜要复杂得多，它必须依靠鼓风机，把更多的氧气打进去来升高炉温，才能够把铁还原出来。
这遍地的陶管就是鼓风管。鼓风是提高炉温的方法之一，使用火力更强、更持久的燃料，是提高炉温的另一种方法。《水经注》中说“取山中石炭冶此山中铁”，石炭是煤的称谓，《水经注》中的这十个字，表明龟兹在北魏时已开始用煤冶铁了，这是中国古代用煤作冶铁燃料最早的文献记载。
遗憾的是，考古工作者只在炉渣中发现了木炭，而没有发现煤渣。难道是郦道元的记载有误么？
现在的库车，打铁依然是当地人传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库车老城沙依巴克街边的巷子里，有传了13代的铁匠铺，吐迪·艾则孜老人是第12代铁匠，他十二三岁时跟父亲学打铁，50年一晃而过，如今吐迪已将打铁的手艺传给了两个弟弟和儿子，儿子是第13代铁匠了，艾则孜老人认为，儿子们打镰刀的手艺还不行，只可以打些坎土曼。
]铁匠们在制作坎土曼时，还刻上家族的图案或名字，既便于维修，又显示了家族的荣誉。
铁
匠铺里，一支又一支的坎土曼被锻造出来，似乎在告诉后人农耕文明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