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
公务员
教师
医生
专家：失信的权威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赵黎那次被骗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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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不足1米50的赵黎自小生活在自卑中，因为这个问题，她数次谈恋爱受挫，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也很不如意，最后只好将就在一家只有6个人的私人公司里做文员。她做梦都想改变这种现状。
去年年初，一则增高药广告让赵黎激动万分。这是一种叫“哈佛戴高乐”的增高药，里面称这种神奇药“由美国哈佛大学投资2.5亿美元研制”，已荣获“世界生命医学‘普林那尼’紫心勋章奖”，并得到“世界生命科学医学会全球认证”。
如果单是这些头衔，赵黎还不一定会动心，当她此后不断看到“国家食品医药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中国青少年成长促进会会长”、“延边大学医学院院长”等“政要”出现在荧屏上为此药叫好，此外还有一名“美国专家查姆斯博士”做宣传，赵黎最终放下戒心，她一下子购买了近3000元药品，等待奇迹发生。
虽然服药后的赵黎每天都带着希望醒来，但始终没有发生像“专家”宣称的“一个星期后骨骼中生骨细胞的数值明显增高”的情况。两个月过去了，赵黎的身体还是没有任何变化。直至2005年8月，赵黎才在报纸中看到“戴高乐”是假药的消息，那些所谓“政要”、“专家”都是厂家花钱请的群众演员。
这场漂亮的骗局让赵黎恨透了“专家”，这个曾经令人敬仰的头衔，骗取了她的信任和金钱。
长期以来，“专家学者”无疑是让人尊敬的称谓。对专家学者们说的话，人们往往奉为金玉良言。社会的发展使得金钱和权力的获取似乎变得容易。于是乎，不少专家开始利用其身份以及所掌握的知识到处淘金，有的到处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有的为商家吹捧伪劣产品；此外，更不用说那些彻头彻尾的“假冒专家”混杂其间。以至政府部门都发规定，不准保健产品利用专家的名头推销。
“现在我不会再盲目相信专家了。”在广州一家酒店做大堂经理的何扬声在轻信了一位“专家”股市预测后，深陷其中。“专家的头衔太容易鱼目混珠，我们普通人还是保持距离好。”
一年前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的王攀峰现在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名“专家”了，未满30岁的她已经上过多家媒体的版面。“真正的专家还是那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就像我身边的同事和老师一样。”王攀峰说。
角色声誉魔鬼辞典
(前言)不仅是大学生、教师以及警察等声誉在发生变化，无数的社会角色的声誉都随着这个极度变动的世界在改变。这些社会角色不仅包括诗人、主持人、乞丐等各类人群，同时也包括花花草草、猫猫狗狗、土地房子，甚至是传说中的神鬼。而它们声誉的变迁也都折射着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变化。 南都周刊记者 林斌 彭晓芸
诗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诗人，曾经用着有力的词汇冲破重重迷雾，曾经用婉约的调调叩开无数少女的心扉。只身打马过草原的诗人，到如今只好做做天下最好吃的馅饼，而被广泛流传的也就剩下这个梨花带雨的馅饼了。
导演
在聚光灯下指挥镇定、演员们渴望巴结的掌权者，过去曾经是人民艺术家，今天和各类绯闻紧密相连，成为男性同胞们“最羡慕”的一个群体。人民大众一边欣赏他们的片子，一边暗暗想着屏幕上哪个女演员被“潜规则”了。
记者
在报纸相对较少的年代，据说曾经是申张正义的无冕之王，顶着压力，深入虎穴，揭露社会丑恶；如今更多地和“狗仔队”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成为天下最八卦的人，为同样八卦的大众奉献明星的吃喝拉撒等 娱乐新闻。而队伍的不断壮大导致什么鸟都有了，不时爆出的丑闻也给记者这个职业增添不不少灰暗的色彩。
电台主持人
曾经在无数的午夜里，用着类似深沉的嗓子拨动过无数少男少女以及异乡人的心，也曾应无数的fans的要求举办主持人和听众见面会。如今，随着其它媒体的发达，他们越来越多的时间不得不同各类与下半身有关的广告同台出现。
妓女
短暂出租身体的某个器官供男人使用并收取金钱。在道德至上的年代，这是一个同魔鬼联系在一块的职业。或者是因为有了太多的悲惨个案引起的怜悯，或者是大众为了显示自身开放的思想。如今，也有人称她们为性工作者。
乞丐
因为生活所迫，同时利用陌生人的怜悯，讨要金钱或物品等行为，在过去也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凡有利益存在的地方，现代社会都会将从事获取这块利益的人职业化。而职业化涉及的行业，显然要有一套系统的存在，包括对欺骗的大量使用。当怜悯遭遇欺骗的时候，人们只好选择躲避，因为乞丐的声誉已经大不如前。
骑 摩托车的人
曾经风光一时，姑娘们若是能坐摩托车后座跑一圈也算里一次浪漫的兜风。随着汽车等交通工具的风行，以及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普通摩托车的象征意义基本丧失。双抢以及乱冲红灯等行为让骑摩托车的人声誉进一步下降。禁摩成为大城市的主题。
理发师
掌握着一门手艺，从前可以称之为“匠”，同铁匠木匠相当。自从制服化社会被打破，人们开始无可救药地爱上身体外形的打理，并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下功夫以彰显个性。学习理发技术的人数剧增，他们的收入也剧增。现在，他们有个新名字：发型师。
土地
在农业时代，土地是需要尊敬和膜拜的。往后自大的人们开始随意糟践土地，过度开采、大肆污染。如今，在城市里土地已经成为某些机构和那些非常有钱的地产开发商的奴婢，可以随意标价买卖。
吸血鬼
西方神话里的恶灵。白天睡棺材，夜晚出来觅食寻欢。国人一直将它们和清末僵尸联系在一起。如今，白天在封闭的格子办公室上班，夜晚出来透透气的上班族将吸血鬼引为同类，并在其被浪漫化的神话故事里缓解各类生活的压力。
小狗
一度只是起着充当护卫和满足人类口腹的功能。随着人类情感的需要，小狗们开始进入人的家庭生活，相关服务行业同时兴起。它们独占某些特制的食物和器具，并如人类开始穿衣，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待遇，有时还可以报销医疗费用。捕杀狗类的行为被视为野蛮，踩死狗宝宝那更会招致公众的围殴。
良心制度化职业伦理才能建立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南都周刊：你做过一些行业的职业道德培训，在你看来，现在公众对某些行业形象的质疑甚至极度不信任，你觉得问题集中在哪里？
罗蔚：从私有部门的职业伦理和公共部门的职业伦理状况看，目前私有部门的职业伦理建设在自发培育中。例如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企业伦理方面的培训和要求都在逐渐完善。而对公共部门的职业伦理状况，公众是质疑和不信任的，特别是政府公共行政伦理与公共服务行业的职业伦理这一块。这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我们整个的社会体制还缺乏公民教育，我们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当公众对公共服务有所要求的时候，我们的政府部门在观念配套、行政改革等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建设方面仍然没有跟上，因此产生了一种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之后与公共服务体系之间不对称的矛盾。我认为，公民社会中公共道德体系的建立可以以职业伦理状况为风向标与显示镜。
南都周刊：实际上，相关机构也总是在强调职业道德，包括一直以来的“为人民服务”的宣传，还有树立各种先进典型，这些为什么没有达到相应的教育作用呢？
罗蔚：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去给教师、医生做职业道德的培训，我就一直强调，请他们要把道德的优越感祛除，因为这种道德优越感无助于建立真正的职业精神，反而会有妨害。真正的职业精神或者说职业伦理，应该是各行各业平等的，每个行业都有他们这个行业应该遵循的行业规范。
目前的这种树立道德楷模的教育模式，其实是非常不适应当前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要求的，因为强调“为人民服务”，强调道德楷模的作用，实际上依靠的还是个人道德修养的自律，个人道德修养因个体而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会随着榜样的树立而消失。有时候榜样甚至是起反作用的。有个学生跟我讲，东北树立的某个人民警察榜样，为了工作，没有照顾好孩子，孩子生了重病没有及时医治，妻子也因为孩子的问题而精神有问题，这个人民警察自己身体也不好，最终得了癌症，生病后坚持工作，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学生就对我说，“老师，这样的榜样我可不要学，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有什么好的，工作再好也没有意义。”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一强调为社会奉献的价值，就抹杀了个人生命中的另外一方面的价值，而且还把这种忽视作为道德典范来宣传。
罗蔚：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职业伦理建设存在困顿和矛盾的地方。
南都周刊：在很多国家，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的区别就非常明显。我们的整个价值体系，似乎比较混乱，此前不是有个地方将官员的孝与不孝作为一项考核指标吗？
罗蔚：对，这就是价值体系混乱的一种思维模式，这个做法，是完全违背了私域和公域的界限的。我们的所谓职业道德的教育，很多是千篇一律的口号式的关于敬业爱岗的宣传，这些实际上是这个行业存在就已经、应该建立的一个最基本的敬业精神了。我们要做的是，将良心制度化，职业伦理才能够真正建立。医患关系不是非常紧张吗，大学的教授不是经常被发现抄袭作假等等丧失职业道德的行为吗？但是，另外一方面，医生说他们是弱势群体， 公务员也说他们是弱势群体，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缺乏制度和规则，我们缺乏一整套行业规范和行业协会，当医生遇到伦理问题，当他们觉得自己被“妖魔化”，他们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程序来行使自己的权利。
罗蔚：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
(标题)徐友渔：光环的祛除是常识回归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何国维
以前的说法有虚伪成分
南都周刊：最近出现的一则新闻称“大学生在公众中形象已跌至20年最低点”，经核实，这其实是去年的一项调查，课题组负责人卢德平说该课题并未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大学生公众形象评价不佳是该调查反映出来的问题。以您的经验和认知来看，您认为今天的大学生形象与20年前有什么不同？
徐友渔：目前大学生公众形象或者一般人所认为的大学生素质跟20年前相比确实有所下降。但是不是跌至20年最低点，是不是20年前即1986年最高？这可能只是一个大概的，而不是精确的说法。其实大学生身价最高应该是77届和78届。我本人就是“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时大学生形象非常好有特殊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1977年，大学在停招12年后重新招考，12年中积累一大批人。淘汰率非常高，能上大学的多半确实是尖子，所以1977年那时候的大学生形象应该说是最好的。
现在可以说是到了引起我们警惕的时候，因为跟以前的确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不过这应该从两方面看，不能全归咎于大学生素质差。整个社会都处于转型期，高等教育也由精英化转向平民化，大学生越来越不再高人一等，越来越平常，这是自然的过程。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现在大学生形象招人议论，不管怎么说，当大学生还是年轻人的首选。如果大学生真的很不值钱，就像以前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就会说“好人不当大学生”，那为什么学生不逃避，反而打破头要做大学生呢？所以说大学生价值下降，只是相对而言，不能片面地夸大。
南都周刊：实际上，公众不仅仅对大学生有质疑，对许多行业都表现了不满，比如对于公务员系统不满，对医生不信任，对教师不再尊重。 “天之骄子”、“无冕之王”、“灵魂工程师”、“人民公仆”，现在这些称谓在渐渐成为过去式。
徐友渔：我对这种“去精英化”的心理和倾向表示认同。这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发展相关，应该把它看成是比较正面的现象。以前那些说法是意识形态的，有虚伪的成分。中国历来说当官的是公仆，可它什么时候是公仆？现在流行的民谣是“一等公民是公仆”，谁不想当公仆啊？这是虚伪的说法。
说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如果仔细考究也是不对的。人的灵魂必须改造，人的灵魂可以按某种模子铸造，这是很可怕的，违反人性的说法。实际上教师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高，并不是教师在改造学生的灵魂，以前我们的教育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吗？教师和学生一样需要改造灵魂，甚至更需要，教师从来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以前那些东西都是很虚伪的，现在不过是一种回归，向世俗和常识回归，我觉得社会的发展第一步应该做到这一点，哪怕做到这一步有些偏差。
南都周刊：现在有一种说法很流行，就是认为大众媒体在妖魔化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个个人，比如大学生为自己的群体辩护时便认为大学生被社会舆论“妖魔化”了。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自辩？
徐友渔：就刚才我们谈到的大学生问题，公众的舆论是正常的，我不认为媒体舆论妖魔化了大学生。也许我们的媒体还应该说得更多一些，更尖锐、敏感些。
“妖魔化”这个词我觉得不应该滥用，这是回避问题的做法。现在媒体对大学生问题的关注、讨论没有狂热、片面，丧失理性的倾向。为什么大多数大学生会有这个看法？不是说你用了“妖魔化”这个词批评就不起作用了。他们应该反思舆论提出的问题，如果指不出舆论中失实、偏执的地方来，就不应该问为什么舆论“妖魔化”这样的问题。现在有一种习惯，一碰到批评就马上反驳、辩解。其实第一反应应该是首先弄清到底事情是怎样的，无论是辩护还是批评，都应该先弄清大家在描述事情时有没有重大的偏差。如果没有的话首先做的事应该是尊重舆论，而不是说你“妖魔化”我了。
很多贪官作报告都讲得挺好
南都周刊：如今，在精神层面，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各行业的人似乎普遍存在着空虚、涣散或者价值体系遭遇挑战等等问题，理想主义不存在了，是不是因此导致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社会责任感也难以为继？
徐友渔：在那些光环和油彩去掉以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必须坚持，这就是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过去的光环过分地强大和耀眼，去掉它以后就形成了道德真空。如果没有那些假的东西，平实地讲究每个行业的职业道德的话，情况就好一点。
我认为“去伪存真”的工作还没做到位和彻底。现在我们对教师、公务员、大学生等等的要求往往都还停留在过去的意识形态教育上。大学教育实际还是像以前那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做人的教育还是少了些。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口号背得熟而没有公共道德。我们把力量都放到了这方面去，所以形成了职业道德和公共道德的缺失，最突出的例子是很多贪官作报告都讲得好得不得了。
促使职业道德向上的不应压抑
南都周刊：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集体感情却变得脆弱和模糊，个体意识越来越摆脱了集体意识的羁绊。对当下的中国来说，二三十年来的变化，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或社会思潮的变迁？和西方有什么不同？
徐友渔：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有类似的观点。当然我很难说他们的观点很正确，但从他们的著作能够看到这样很有启发的观点，就是说西方的劳动分工、集体意识与他们的宗教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社会稳定，与他们道德没有出现真空、有宗教支撑有很大关系。敬业精神与宗教精神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现在谈中国问题，首先中国没有这么一个宗教维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中国人对宗教维度与职业道德的关系不是很懂和重视。今年有个学术会议，讨论一个调查报告，涉及基督教伦理与现在社会转型期职业道德和经济道德的关系。这个调查的结论与我的观察是一致的，就是有宗教道德、宗教信念的人职业操守比一般人要好。因为他感觉有个神在看着他，他是受监督的。
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很多人在寻找一种宗教的东西以安身立命。我个人可能不需要这种东西，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需要的，如果这种东西能够促使人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向上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压抑。
南都周刊：对大学生群体或者对某些过去备受尊敬的行业来说，私人和群体的关系，个人和职业身份的关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该遵循什么原则？
徐友渔：这在中国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半个世纪以来，私人跟公共事务、利益是不分的。个人的东西融合到集体里面去，集体把个人抹消掉了。后来拨乱反正又强调个人的东西，但仍然没有把个人和公共的东西界定清楚。我们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选择自由方面做得也不够，用社会整体来压制个体长期以来很过分。现在有一个激烈的反弹，人们在伸张自我权利和自由的时候，层次往往就混淆了，越界了。
在这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弱项，我们从本土资源中得不到什么好的东西，所以应该从其他思想、文化中吸收更多先进的养分。比如说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把个人权利表述得很好，他说有一条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和伦理的界线，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条件来保证个人的自由。